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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雁塔下三僧人

2018-07-22 21:42来源:原创投稿 作者:慕莲 阅读:1204

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,我坐上开往西安的列车。我意识到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。

清晨我到了西安。

出了火车站,放眼望去,一下子就看到西安那古老而厚重的城墙。其中大部分有七百多年的

历史了,还有一段年代更加久远,可以追溯到玄奘那个时候。在中国,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,饱经战火和灾难,还能保留下来这么完整的古城墙,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

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是玄奘当年住持的寺庙,时过境迁,今天的大慈恩寺比我想像的小得多,惟有从那雄踞中央的大雁塔上才能联想到大慈恩寺昔日的辉煌。

我这次来大慈恩寺,不光是为了了解玄奘,还想了解佛教和现代僧人。

寺院的左边是一排传统风格的庭院,不时有一两个僧人进进出出。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出来时,我双手合十,问他方丈在哪儿,他向我指了指前边的庭院。不过方丈不在,他问我有什么事,我说想找一个了解大雁塔历史的僧人聊聊。

“你可以找段先生,他知道得很多。他就住在寺庙外的村子里,到那儿一打听,谁都知道以前当过和尚的那个老人。”

段先生住的村子和寺庙只有一街之隔,我向一个正和邻居聊得火热的老太太打听,说来也巧,她就是段先生的老伴。她说段先生正在打坐。

后来,她邀请我去他们家。进了他们家门,我和段先生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。

“他打坐打了三十年,”段大妈气哼哼地说。“即使雷劈到他头上,也一动不动。”

“别听她瞎说,太夸张了。”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。“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。哎,别说我了,你想了解什么呀?”

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。当我提到玄奘时,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。

“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,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!当年我在寺庙里,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,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,这算什么呀。”

老段这么虔诚,他为什么还俗了呢?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,但还是提了出来。

“说来话长,”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,“你还年轻,可能不会明白的。”

过去在中国,寺庙拥有很多土地,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。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,剩下很少,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。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,也几乎断绝了。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,禁止“利用迷信赚钱”。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,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:

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,无病无灾。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,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。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,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。

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。到了1958年,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,有些饿死了,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,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。老段是个孤儿,无依无靠。1960年,宗教局合并寺庙时,把他分配到大雁塔。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,除了保护大雁塔,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。他们禁止僧人剃头,穿袈裟,拜佛,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,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。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,但也只能小声念,不能让干部们听见,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。

不过,一年当中,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:剃头,吃斋,念佛,做法事。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,尤其是同日本、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柬埔寨、越南和老挝。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,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他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,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对可能问到的问题,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,按统一口径回答。

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,以便提高政治觉悟。“外国代表团说,玄奘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,”老段回忆道。“事实上,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。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奘大师翻译的佛经,带他们参观大雁塔,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奘大师的特别仪式——这当然是假话。他们走之前,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奘像。在这整个过程中,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,恐怕出一点差错。最后代表团走了,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,甚至还很羡慕我们。”

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。他回忆说:“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,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,开批判会,唱革命歌曲,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。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,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,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我问他学习的内容。

“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。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。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?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,还会结婚,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。”说到此,他尴尬地笑了一声。

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。终于,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,开始谈对象了。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,问他什么时候结婚,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。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人,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。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,一人养活四个孩子。老段想,没办法,就她算了。

老段沉思了很久,终于说:“当时我的想法是,如果按我们说的做了,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,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,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。”说到这,他停了片刻,然后又补充道:“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。真的,怎么说都开脱不了,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?”

他们婚后没过多久,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。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他正要吃晚饭。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,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,高喊着:“砸烂旧世界,建立新世界!”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,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,还命令老段用脚踩,以示对“革命行动”的支持。“这怎么能踩呢?这是佛陀的话。我若是踩了,就是造孽,会进地狱的。”他拒绝了。红卫兵恼羞成怒,使劲跺着脚,并警告他说: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!好好想想吧。明天我们再来找你算账!”说完之后扬长而去。

屋外,红卫兵们正在张贴毛主席像和大字报,还有一些人在大殿里往佛和菩萨像上套绳索,准备拉倒它们。那几个文化局的干部赶来制止,说这些东西是国宝,不是封建残余,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。这番话真把红卫兵唬住了,他们站在那儿不知干什么好。突然一个红卫兵开始扯屋顶上挂着的经幡。“这些总该不是国宝了吧?”他厉声说道。不一会儿,所有的经幡,连同庙里收藏的珍贵的佛经以及古书,都被扔到外面,堆成一大堆。红卫兵命令僧人和干部分出来,围成一圈站着,作为他们革命行动的见证人。然后,在疯狂的喊叫和鼓掌声中,他们放火点燃了这堆宝物。火烧了一夜。

大雁塔保存下来了,但是绝大多数的寺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50年代初,全国有大约二十万座佛教寺庙。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许多,有的被拆掉,有的被改成学校、工厂、住宅和博物馆。等到红卫兵完成了他们的使命,完好无损的寺庙只剩下不到一百座。北京一度曾有一百多座寺庙,如今只有五座归僧人管理。随着寺庙的消失,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很大一部也随之而去了。直到它们不复存在,我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。

然而,老段并没有我那么伤感。“大雁塔保存下来我当然很高兴,但是,它也有消失的那天。没有什么是永恒的。你现在看大雁塔,觉得它很壮观,可我当初来这儿时,它却是断檐残壁,荒草丛生,狼群出没。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修缮了好几次,现在是最好的时候。可听长辈们说,玄奘大师那时,大慈恩寺甚至可以和皇宫比美。你根本想像不到吧?我们认为永恒的东西,其实都不会永远存在。”他顿住了,好让我有时间消化他的看法。“毛主席不是说过吗,‘不破不立’,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们佛教徒有机会展示我们的虔诚,并通过修建更大更好的寺庙为来世积德。”他又停顿了一下,“你知道吗,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,他和弟子只能睡到树下,靠化缘为生,根本没有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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